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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草”是汉代以来中药的传统名称。五代韩保升曾作解释：“按药有玉石、草木、鸟兽，而直云本草者，为诸药中草类多也。”记载中药的书，也称“本草”或“本草经”。本草学即中药学。中国自西周到清代的数千年内，均以中药作为主要药物。本草学中对一些药物的来源、性质、鉴别、制法及配伍有所叙述，应用和积累了广泛的化学知识，所以本草学成了研究中国古代化学的一个重要依据。中国的炼丹术则为旨在将普通金属炼成能令人长生不老的丹药或“黄金”的方术，由战国时代到明代延续了约2000年。虽然其主要目的落空，但却因炼丹家们进行了许多原始的化学实验而取得了不少的化学知识，并制备了很多药物，后来这些成果演变为本草学的一部分。　　

    简史　殷代以前，人们主要靠巫术来解除病痛，以医药和针灸为辅。1973年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晚期遗址中曾发现药用的桃仁和郁李仁。

    西周时代　医巫逐步分化，开始有专职医生，而且分科，并建立记录治疗经过的病历，积累了不少用药经验。　　

    战国时代　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大约记载于战国时代的52种病的医方，提及的药物已达240余种,包括矿物、草木、谷果、兽禽及人体组织各类药物。其中矿物药已有硝石、戎盐、礜石、丹砂、曾青、雄黄、水银等。战国时道家哲学中有关于肉体永生的寓言,如《老子》说“谷神不死”,《庄子》说“神人”可“不食五谷”，“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这种思想被战国末燕、齐方士发展为神仙说，妄言人可通过服药或其他方法成为长生不死的神仙。这种说法正适应了中国古代封建帝王和贵族、豪强的奢望。　　

    秦汉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使齐人徐巿等入海求不死之药,均遭失败。到西汉时,武帝刘彻曾接受方士的谋划亲自从事“化丹砂、诸药齐为黄金”，以炼制可使人羽化登仙的奇药。最早的炼丹术活动是升炼丹砂，飞炼五金八石和烧炼药金。炼丹家主张服食黄金等物的理论根据是“假外物以自坚固”。如东汉魏伯阳说：“金性不败朽，故为万物宝，术士服食之，寿命得长久。”李少君献给汉武帝 (公元前141～前87)的长命方就是炼丹砂使化为黄金，用以制作饮食器，借以延年益寿。武帝时淮南王刘安曾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大规模从事炼丹，他们曾“煎泥成金，锻铅为银，水炼八石，飞腾流珠（水银）”。至汉晋时期，方士们所用的各类药料和所升炼的丹药品种已相当繁多，虽然不能令人长生，但对中国医药学的发展有促进作用。当时的大炼丹家往往也同时是著名的医药学家。炼丹术与医药学自始至终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

    现存最早的炼丹著作是西汉末或东汉初成文的《黄帝九鼎神丹经》,其中记载有9种所谓神丹大药的药方和炼法。据所用原料和操作方法，推知它们的主要成分是丹砂、雄黄和黄丹。魏伯阳所撰《周易参同契》是现存最早的一本炼丹术理论性著作，对后来的炼丹术有很大影响。　　

    中国历史上本草学专著相当多，流传至今的以《神农本草经》（辑本）为最早，出自战国以来多人的手笔，至东汉经充实、编纂而成。它把药物 365味分为上、中、下三品：①上药“养命”，可使人“轻身益气、不老延年”；②中药“养性”，可“遏病补虚羸”；③下药为“佐使”，有毒，可以“治病”。《神农本草经》的药物分类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以药效为根据，但显然具有浓厚的炼丹术色彩。　　

    东汉顺帝汉安元年 (142)沛国丰人张道陵创立道教，从此以后从事炼丹者多为道士。他们选择名山幽谷为合炼神丹大药的场所。

    魏晋时期　当时道士们的足迹已遍及泰、嵩、终南、女儿、峨嵋等28座名山，炼丹术进入成熟时期。东晋葛洪撰写了《抱朴子内篇》，不仅从理论到实践对前代炼丹术作了全面总结，而且有重大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体系。他对长生问题提出了内修和外养兼顾的见解：外养以金液、还丹为主要药物；内修则包括行气导引、胎息守一、调协阴阳等。但他最强调的还是炼服丹药。书中“金丹”、“仙药”、“黄白”三篇为研究中国炼丹术化学的重要材料。葛洪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炼丹家和中国古代杰出的医药学家。　　

    南北朝时期　陶弘景将汉晋以来名医对《神农本草经》的注疏及所用新药365种汇编成《名医别录》,其后又将这些药物的解说和《神农本草经》3 卷的内容融合为一，编成《本草经集注》,于是将药物品种增至730味。《集注》共7卷，首叙药性之源，再论病名之诊,次分药物为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 7类。陶氏这种新的药物分类法虽然尚未完全摆脱炼丹术的影响，但较之《神农本草经》显然大有进步，为后世本草学所宗。　　

    唐代　中国炼丹术在唐代发展到了全盛时期：药物品种大为增加，植物药料开始多起来；实验操作更为复杂，炼丹设备从两汉所用的土釜、竹筒等发展到特制的铁质上下釜、水火鼎等；但在理论上由于更明显地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体系虽然更为完整,但却因此失去了汉晋时期那种朴实的面貌。至于点化药金、药银的黄白术，这时则逐渐变为单纯以发财至富为目的。但由于进行更为广泛、精密的化学实验，出现了更多的化学制剂，从而为防治疾病提供了更多的人工制备药物。炼丹术之所以在这个时期出现高潮，除由于几百年来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社会生产力在唐代得到大发展外，与道教在政治上得势和唐朝历代皇帝宠信方士，热中于神仙方术有密切关系。唐朝梅彪所撰《石药尔雅》记载，当时“有法可营造”的丹方98种，收录讲述炼丹服食的书97部。这可以部分地反映出当时炼丹术盛行的情况。这时炼金之风也很盛。收入《铅汞甲庚至宝集成》的《神仙养道术》记载，当时流行的药金就达15种。含汞、铅、砷、硫的“仙丹”是有剧毒的，在社会上如此流行，自然会造成严重后果。据史书记载，唐代上自皇帝，下至文臣武将、文人学士死于服食者极多。平民百姓因此致死的当然更多。自此以后，炼丹之风稍为衰减。　　

    唐朝政府对本草学也相当重视。显庆(656～660)年间，高宗李治接受医药学家苏敬的建议，组织名医20余人,以苏敬为主，对《本草经集注》详加考订、增补,纂成《新修本草》，颁发全国。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国家药典。它包括“本草”（正文）“药图”（图谱）、“图经”（药图解说）3个组成部分。所收药物分为9类,共850种。《新修本草》颁行后，不仅风行全国，并逐渐传至海外，公元731年传至日本。　　

    宋代　宋代炼丹术之风仍盛，在化学上进一步取得了不少重大的成就。这时出现了精致的金银质丹炉、神室（反应器）、各式铁质水火鼎，以及专用于升炼水银的蒸馏器等。但炼丹术经长期实践之后，得长生者一无所见而丧生者却屡见不鲜，因此社会上出现了更多驳斥炼丹术的议论。此时有些炼丹术方士则沦为江湖骗子，专以制伪金、银之术骗人钱财。因此到南宋时期，专门从事烧丹炼汞的外丹派明显衰落，而主张锻炼身体、存神炼气的内丹派则大为兴旺。他们虽然也未能实现“长生久视”的梦想，但所积累的经验后来成为中医气功疗法的一部分。　　

    外丹术在制药和化学方面的成就大多收入北宋各本草学专著中,为医药学家所继承和发扬。宋代在本草学的纂修工作上是成绩卓著的。这时期出现的《嘉祐本草》、《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图经衍义本草》都是中国本草学的重要典籍。尤其是《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集历代本草学著述之大成，内容极为丰富，不仅包括前代医药名家关于各种药物性质、药理、形态、产地、加工方法、疗效等的论述，还系统地记载了汉代以来炼丹家和医药学家所制成的化学药剂及其炼制方法。它反映出中国唐宋时代在本草和炼丹化学方面的巨大发展，并且为后世研究中国古代化学提供了重要原始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明代　明代炼丹术虽然尚有落日余晖，但究竟是日暮途穷了，但医药学家继承了炼丹术的制药化学成就和实验技术，继续为炼制新的药剂、改进旧的炼制方法而努力钻研。现存的很多秘方和验方都产生于这一时期，进一步充实了中国医药化学和医药学的宝库。刘文泰等所编《本草品汇精要》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明代本草学著作的杰出代表。尤其是后者，它是李氏以毕生精力完成的本草学巨著。李氏在这部巨著中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先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综合了百家之说，介绍了自己深入民间调查的结果。为了纠正历代本草著作在植物、动物以及药性方面出现的谬误，他对许多药用植物作过实地考察,对许多药用动物作过研究,亲自采集加工过许多药用矿物。全书52卷，收载药物1892种。该书的成就决非局限于药物学，实际上成为明代的包括药物学、矿物学、地质学、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学和化学的博物学全书。　　

   清代　乾隆年间赵学敏为校勘增补《本草纲目》，撰《本草纲目拾遗》一书，增补药物716种,其中一部分是明末清初由国外输入的药物，如金鸡勒（金鸡纳霜）、镪水（硝酸）、鼻冲水（氨水）、鸦片等。　　

    炼丹术中和医药中的化学知识　在中国的本草学和炼丹术研究活动中，都曾对品种繁多的动、植物组织进行加工炮制。但这些物料作为药剂对人体起作用的，是其中所含的生物碱、配糖体、维生素、激素、氨基酸等复杂有机物。古代医药学家使用这些药物全凭经验，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提纯的有机物药剂更屈指可数,所以难以评价他们在这方面掌握了多少化学知识。因此,研究中国古代化学的成就，一般只局限于无机化学的领域。